1.有时为了服务客户，整个劝退师团队会搬到客户所在城市工作。
2.劝退师露脸接受媒体采访。
深圳新闻网讯 听说过电影《分手大师》并不出奇，但您听说过“反分手大师”吗？
近日，以“劝退小三”业务著称的公司上海维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挂牌新三板，该公司2016年1-10月的营业收入为1767.80万元，被评为“暴利”。与此同时，新型家庭爱情保卫专家遍布网络，相关行业也成为一片蓝海。
据了解，深圳也有不少职业的所谓“婚姻拯救师”。这些帮人拯救婚姻的人，到底是怎么劝退“小三”的？他们有哪些方法？会否触碰法律底线？收费又是怎样计算的？晶报记者为此展开调查，揭开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2015年9月的一天，和深圳某婚姻拯救公司的大多客户一样，面对情感分析师，23岁的张琪讲述了自己绝望又不甘的一段感情，而这是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张琪是一家医院的实习医生。5年前，和她一家医院的医生徐哲与当时女友分手，张琪无微不至地照顾失落的徐哲，两人关系升温后，成为情侣，同居生活两年后，他们原本计划在第三年结婚，不过，徐哲母亲却强力阻拦。
祸根埋伏在张琪初次见男方家长，当时20岁的她“不懂人情世故，也无视细节和表达方式”，给徐母留下不成熟的负面印象，而对单亲环境成长中的徐哲，母亲是强势的，起初，他还努力地改变徐母的想法，而张琪不断向男方施压，“是男方家里出了问题，就应该由男方去解决。”
但徐母的阻拦手段却升级了，她相中了一位女生，让其直接住到家中，要求徐哲和这个女子短时间内结婚，“男方家里物质各方面不错，那个女生也不排斥”，就住下了。张琪知情后，再次向徐哲施压，最终徐母以死要挟儿子，还住进了医院。后来，徐哲妥协了，向张琪提出分手。
在该公司，情感分析师调查后发现，张琪自小依赖性强，不善于发现和处理自身的问题。制定方案后，先是替张琪编辑了一条短信，向徐哲反省她的行为，再对两人的感情“冷冻一段时间”。
在情感挽回中，求助客户都有很强的执行力和配合度，“他们都渴望修复感情”。随后的日子里，张琪严格按照修复方案，改变自己的习惯、形象等，由于和徐哲同处一个科室，她也按照方案，向徐哲展示自己的改变，并当面表示抱歉，但不提复合。在业内，这叫“测试联系”。
而对住在徐哲家中的女孩，由两名劝退师合作，介入女孩的交际圈子，由于该女孩对其中一名劝退师产生好感，同时，“给她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体验”，让女孩意识到，为徐哲家里的物质条件而入住并不值得，“产生还有更好选择的想法”。
张琪和徐哲天天见面，展示自己的改变，但不主动示好，“让男方产生需求感”，后来，徐哲主动向她提出了复合。而此时，距离张琪走进该公司，不过才两个半月的时间。
两人关系复合后，情感挽回工作还远未结束。张琪依然需要按照既定方案，提升和改变自己的内在，打造符合徐母心中的儿媳形象，最后，徐母对张琪的印象终于改观，而另一名女孩已经退出了这段关系，张琪成功挽回并稳固了徐哲的感情。
这是该公司宣称有92%挽回成功率的案例之一。
3.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帮助客户，培训“秘笈”自然少不了。
不破底线的套路
在情感挽回导师黄玥看来，张琪案例的难度并不算大，“婚后的‘小三’问题，处理起来更复杂。”
在长三角地区某市，2016年4月，35岁的沈楠发现丈夫李磊出轨，“想到十年婚姻的付出，瞬间崩溃了”，她立刻向丈夫摊牌并宣泄情绪，开闹，没想到丈夫态度强硬：“你要不能接受（我出轨），就离婚，要我放弃是不可能的”。
李磊的“无恐”是有所恃的。在沈楠的口述中，黄玥了解到，沈楠与李磊结识于大学一次联谊，由于李磊不断示好，两人在相识当晚就发生了关系，而当时，沈楠还有一公认的“暧昧对象”，这让熟悉她的人无比震惊。“像赎罪一样，沈楠此后就做起了好女孩、好妻子和好妈妈，她希望周围的人看到，自己是太喜欢李磊才会那么轻率”，黄玥介绍，沈楠在婚后极度委曲求全，每次争吵都主动哀求“破冰”，基本上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李磊则继承了家族企业。
李磊的出轨对象则是在高中的初恋对象韩娟，且已婚，李磊要挟妻子，称两个已婚人士只是“玩玩而已，不会影响到婚姻”。黄玥回忆，对已经习惯了委屈自己的沈楠，他们用了一个星期为其调整心态，让她“坚定不允许出现第三者的立场”。
在黄玥团队的帮助下，沈楠逐渐控制情绪，并提升自己，“一点点地抽离对李磊的注意力”；此外，黄玥按照投入和难易程度，打造“李磊的贡献清单”，比如，让沈楠买回食材，要求李磊做饭，并不断夸奖、放大丈夫的优点，“让他感到被家庭认可和重视”。
沈楠的转变很快引起了李磊的注意，甚至惶恐。“我们要她慢慢地将注意力转移出去，否则会有被认为也出轨了的风险。”黄玥介绍，很快机会来了，在男方母亲的安排下，李磊夫妇将进行结婚纪念日的旅游，沈楠按照指示，将安排好内容、方式的旅游动态发布到社交平台，让韩娟通过共同好友的手机看到。
果然，韩娟反应变得不安甚至暴躁，她在电话里威胁李磊不许去旅游，并要挟要去对方公司摊牌，坐实“出轨”，而这一切，和李磊“出轨不会影响婚姻和生活”的判断不符。自旅行后，李磊也主动回归了家庭，还向沈楠道歉。而韩娟一方，由黄玥团队负责，保证她不会将二人的私情对外扩散。但黄玥表示，其中具体手段不方便透露。
其实在这段三角关系中，韩娟投入了不少精力，不过黄玥告诉晶报记者，他们的工作更注重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循循善诱地引导第三者退出被插足的婚姻感情，“不突破道德的底线”。
4.客户赠送的锦旗。
回归家庭是终点
和大众印象不同，“小三劝退”业务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取向，这是一个社会各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
“一般认为，只有女性有驱逐‘小三’的需求，但实际大数据显示，女性只比男性略多出一点点”，她介绍，客户的年龄从不到20岁到50多岁的都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在各自工作的行业里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情感、配偶关系处理上“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一有情绪就发泄，接着恶化。
当情感破裂者找来时，公司会先行了解分析他们的情感矛盾点，设定操作难度后提出价格。“有的当事人没信心复合，公司就会拒绝”，黄玥介绍，案子到了导师处还要评估，如果难度大到所有导师都觉得棘手不接，这样的单子也会被拒绝。
“前期都会投入很高的人力物力，所以要先评估有没有保证可以劝退‘小三’。”黄玥解释，“劝退小三”业务为分期付款，成本高昂，每一步达到效果才收款，而最后一笔尾款才是利润所在，整个过程时间很长，她曾经手的一个案子用了2年时间，还有的同事用了4年，所以非常谨慎。
“劝退小三”的重点并不是驱离第三者，而是回归家庭关系。“目的虽然是劝退‘小三’，但夫妻关系漏洞的洞察发现也是很重要的，本来也是因此使第三者有机可乘，只做一方面，是无法改善家庭的。”黄玥介绍，而事件完成后，公司还会开设相关培训课程，总的来说，对客户的情感破裂是一个“软硬兼施”的长时间治愈过程，客户的配合是最重要的”。
对于“小三”，有离间法和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其中转移注意力包括将第三者换到另一个城市，不过，对于其中具体手段和其它方法，黄玥表示不方便透露。
黄玥是从2014年开始做“小三劝退”和“情感挽回”导师的，她感觉到，近年来有这类需求的客户在慢慢增长。
不过，在业内也有人与黄玥看法相左。“这个行业也就刚出现的时候能赚点钱。”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婚姻问题处理专家秦先生认为，深圳的“小三劝退”行业已经远不如前几年刚出现的时候那么火爆了。
据秦先生介绍，早在2010年就有同行开始在做相关的业务。刚开始做这一类业务的人多为婚姻咨询师、心理咨询师。这个新兴的行业一开始并没有所谓“劝退小三”的方法，坚持做下来的人在积累了大量的职业经验后，才慢慢总结出来一套“疗法”。目前行业难做的原因主要有：客户数量不多、经营成本较大和竞争对手增多等方面。
劝退行业在法律边缘
在互联网时代，花钱请专业人士来解决自己的大事，这种思维早已被应用到了婚恋问题领域。婚姻出现问题，能狠心一纸离婚起诉状交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人其实并不多。更多的女性会想方设法来拯救自己的爱情，有时如“捉奸”“打小三”等一些盲目的做法却让自己的现状恶化。除了婚姻咨询，女性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智囊团”来为自己出谋划策。
黄玥也表示，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遭遇“小三问题”并不会第一时间做出离婚行为或驱打第三者，就算一时冲动后也会发现，在日常相处方式中的矛盾才是根本，而冲动行为只会激发更深的家庭矛盾。
“劝退小三”大多是团队作业的形式。秦先生介绍，“小三”劝退工作就像在生活中的演戏，作为导演，要去思考怎样毫无痕迹却又有效地促成一对怨偶，从拟定计划、获取相关的信息到付诸行动，每一步都不能轻举妄动，需要用心去对待。
因此，团队对“小三劝退师”在学历、专业和阅历方面的筛选堪称挑剔。“没有点本事做不长久，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帮助客户。”秦先生向记者介绍，目前行业内的职业构成主要分成三类，一是心理咨询师，二是婚姻咨询师，三是专门做离婚诉讼案件的律师。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咨询师占了行业的大部分比例。
秦先生认为，实战经验才是劝退服务最重要的成功因素。通过研究了解“小三”，发现他们身上的共性。更多的时候，需要劝退师们接近他们并介入其生活，才能找到分离劝退这些插足者的方法。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提供了一组数据：情感护理中心成立至今的8年来，从来电者的诉求构成看，诉说婚恋问题的来电者占比约68%。曾有一位香港学者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第三者插足婚姻问题的报告。
另一方面，行业还有游走法律边缘的风险。有法律人士告诉晶报记者，我国法律暂无针对“小三劝退师”的这种职业的相关规定，但由于行业内的人员较多，良莠不齐，在开展劝退服务时，一些过激行为可能会违反法律规定。如涉及当事人的隐私问题、名誉问题，可能会造成民事侵权行为。若出现诈骗、敲诈勒索等情形，甚至会构成刑事犯罪。一些机构的服务内容超出注册时的公司经营范围的，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
目前，国家对“小三劝退师”暂时没有规范，处于不鼓励也不禁止的态度。由于服务中包含一些“不透明”的做法，涉及道德问题，这一职业似乎也不被社会认可。“大众对于这个行业还是有偏见，认为是没技术含量什么人都能做的，”黄玥告诉晶报记者，在初入行时，家人甚至怀疑她进入了皮包公司，“怎么可能去影响别人的家庭呢？”
不过，黄玥表示其团队行为一直遵守法律，公司也有专门的法务团队，在工作中更偏向考虑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对第三者的接触和劝导也不会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
“如果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也能被社会理解，被法律接纳，那我也没有从事这一行的意义了，就不是在帮人了。”黄玥说。
（文中案例当事人均为化名）
(晶报记者 姚慧苹 向治霖/文 金羽泽/图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