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讯 （记者 董非）“我是一个不再年轻的少女作家，和一个没有作品的天才儿童。”出生于1989年，7岁即开始写作，9岁已有作品出版，蒋方舟的个人经历似乎比作品本身更引人关注，也常用朋友的这句话自嘲。在被媒体关注的二十年里，蒋方舟曾经被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8月12日，蒋方舟作客南山书城，携新书《东京一年》，与读者畅聊东京生活。
披着神童作家、天才少女、美女作家等种种光环成长，在从事写作的第二十年里，蒋方舟突然意识到那并不是自己，每天过的时间都是被外界所分割的，自己并不能决定这一天做什么。
于是，她在东京度过了人生第一次完全真空的生活：每天“一睁眼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没有目标也没有意义。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却让蒋方舟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东京一年》是一本日记书，蒋方舟写了她过去一年在日本的生活，也是她最为坦诚的一次写作。这本书不仅在写东京，冷静观察的对象也变成了她自己，“什么叫‘成为更像自己的样子’？就是你是你这一天的国王，你拥有你这一天的支配权。”蒋方舟说。
“我不想这本书是一本炫耀式的游记或攻略，大家看到后不是羡慕，而是‘我也可以这样’”。蒋方舟希望读者看到她对彻底诚实生活的诚实记录，就像她在书里序言里最后写道的那样：“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拉远距离审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2016年，蒋方舟收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日本进行长达数月的访问。活动主办方没有对她设置任何硬性的要求，她只需观察和体会，便可以“每个月拿上两万元”。就这样没作任何心理上和语言上的准备，蒋方舟便踏上东京一个人的生活。
在此之前，蒋方舟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北京，她几乎没有在异国生活过的经历。在东京的一年，成为她少有独处的一年。初来东京，面朝着银座摩登繁华的建筑和商厦，蒋方舟觉得自己渺小又惶恐。“东京，就像是一群穿着西装的丧尸组成的世界。”
与外界社交的切割，令蒋方舟在东京无法建立任何的情感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热情。即使是一个人呆在洗衣房看袜子在洗衣机里“转啊转”，都能看上四十分钟也不觉厌。“觉得人生真寂寞啊”，她第一次真切又强烈地感受到了孤独的意味。
这是一种被抽干了各种杂质的生活。
生活失去了计划性，蒋方舟有大块的时间跟自己独处。“每个念头都可以变得漫长，每个想法都可以变得绵延；每一次的凝视变得认真，每一次的倾听变得严肃。” 回过头完整地看这一年，蒋方舟看到了自己变化的轨迹。从初来乍到的惶恐不安到与自己坦然相处、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到最后在羽田机场告别时出乎意料的平静。那些被取消了的计划、时间、朋友和语言，那些战胜了一个人去吃饭的羞涩和一个人逛街的不安，蒋方舟都通过日记记录下来，弄清楚自己是谁，也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漫长的生活不仅让蒋方舟熟悉了东京，某种程度上也熟悉了她自己。
“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我生活的节奏是一种惯性使然还是我自己的选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并不像它说起来的那么容易。我们或许都需要拉远一点点的距离去审视自己，生活才能看得更通透。”
回国之后，蒋方舟既有回到原来初始忙碌工作的状态，也有让她意识到真正彻底改变的地方。“就像一个弹簧，一边是拉伸到非常态的生活，一边又是慢慢被弹回到原地。”无法切割公众角色的蒋方舟，竭尽一切可能地去回到、复制在日本时的状态：每周有两三天是在工作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去写书看电影。
真正被改变掉的是她个性里曾经“谨小慎微的故作谦卑”的部分。“从小我的生活环境里别人都年纪比我大，学生阶段的时候就不太会和同龄人打交道。”一直以来，蒋方舟都采取以一种最小心翼翼的生活方式与世界相处，“我不太善于表达内心真实的情绪和感觉，但日本的生活把我从公众的生活中完全抽离出来，因此我每天产生的都是最真实的情绪。”蒋方舟说自己终于“变得骄傲了”，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在内心深处很久、却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骄傲”。“改变是彻底的，我学会了真实、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寻找日本最后一位贵族式作家
在日本为了打发时间，蒋方舟会沿着一些日本作家的足迹，去寻找他们喜欢的餐厅、常去的酒吧和旧书店。她甚至找到了三岛由纪夫生前吃最后一顿晚餐的地方。“三岛由纪夫吃完后准备回家，老板娘就问他‘你明天还要来哟’，三岛由纪夫却回答，‘我怎么来，难道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吗？’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跟世界告别的打算。”
在日本文学中，三岛由纪夫绝对是一个异类。日本的作家都喜欢喝酒，常常还喝的烂醉如泥。但三岛由纪夫每天要穿着西装去喝酒，而且只喝一两杯，12点前必须回家进行写作。“从这一点上看，他没有放纵自己，的确是一位贵族式的作家。”谈及三岛由纪夫那极端的剖腹自杀行为，蒋方舟认为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武士道精神。
“他没有把生当成生的目的，而把死看成是生的意义。必须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承载了一种什么样的重任，他并没有把死看成是某种遗憾、某种愤怒的表达。他以死为意义去生活，他的生其实是为了他的死服务的。”在这之前，很难有像三岛由纪夫这样对纯净和爆裂之美有着极端追求的作家，“他绝对也是唯一意义上，一个从文学、人生层面上日本最后一位贵族式的作家。”蒋方舟说。
“什么样的人就会读什么样的书”
这样深入内心、挖掘自己的漫长旅行毕竟是奢侈的，常人如何在阅读中发现更真实更美好的自己？蒋方舟借用了现在流行一句话“You are what you eat.”，并引述成“You are what you read.”。“我发现中国机场的书店是一种很可怕的存在，那里充满了教你如何管理员工的成功学书籍。如果以机场的阅读来构建自己的阅读观，会发现其实成功的标准是非常单一的，它仅是一种符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书里的一句话曾给中学时代的蒋方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太高，所以这个世界把你吞进来又吐了出去。”就像书里所描述的人一样，蒋方舟对这个世界的审美仍坚持着自己的高要求。“我想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音乐而不是低俗的娱乐；一个真正的灵魂而不是苟且的营生；一份真正的工作而不是钻营和忙碌。”读者和书，两者之间的选择是相互、双向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去读什么样的书，你读什么样的书也会构建起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无法强求，也不用刻意去选择，让心和灵魂去选择，同时书也会选择你。”
如何不断保持新的内容输出，是很多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常会面临到的现实瓶颈。蒋方舟有她自我遵循的写作原则以警醒自己，这更像是一条符合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的公式。“输出的速度和输入的速度必须要保持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如果作者没有花时间去阅读、感受、和人相处，那么他很快就会枯竭掉。因为他输出的速度和输入的速度是不相符的。”
当不少媒体人趋之若鹜地开设微信公众号、在新媒体平台寻找各种商机时，年轻的蒋方舟却反其道而行之。“微信上的写作更像是纯情绪的宣泄，而且这种情绪还很单一。”蒋方舟没有开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也没做过任何内容付费的尝试，因为她希望可以跟读者刻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定义，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我不太想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反馈，太多的意见会干扰到自己对题材的选择。”对文章的评判标准，蒋方舟宁肯显得稍微自大，甚至固执一些，“不去以读者的标准、点击的标准和打赏的金额来衡量文章的好坏。”
“不踏入一条让自己日后会后悔的河流”
从6岁半开始就以出书为计划，到9岁时出版人生第一本书，活在注视中的蒋方舟，承受了太多写作之外的目光和重量。她身上过早成熟的心智，除了天赋，更多地来源于儿童时期里，父母对她的开放引导和足够尊重。“写第一篇文章时，妈妈问我你现在对什么东西有感触，我说我讨厌哥哥姐姐，于是我人生第一篇文章便是讨伐他们为什么不陪我玩。其实孤独和愤懑是写作最大的动力，我们的父母总要求孩子写快乐、有意义的一天，但人在真正感到快乐和丰富的时候是不愿意去写，而是想去享受的。”
学生时期的命题作文，往往是学生心中的死穴。“现在的学生为什么怕写作文，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写，而是他感觉到太多的限制。”蒋方舟认为，家长不应去规定孩子主动书写的源泉，“不要用成人世界里认定的那些快乐和意义去限制书写的欲望，要鼓励他们写寂寞、孤独，甚至看起来无聊的东西，要承认、尊重他们的世界。”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蒋方舟看来，人不要急于踏入一条让自己日后会后悔的河流。“想清楚自己理想生活状态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成为自由的写作者，我只要朝着这个目标走就好了。但我相信大多数年轻人会选择看起来容易但其实绕了很多弯的路，先赚钱养家糊口，再追寻自己的理想。但其实没有真的可以实现把钱赚够的那一天。”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一条最简单的数学几何标准，蒋方舟为此选择了一条最直接的路，也是一条她想做的、能做的、该做的道路。
是不是要在30岁前完成结婚生子，这些看起来比较容易实现和紧迫的事情，并没有列入蒋方舟未来的人生计划里。过早的成名让她从小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世界里。“很多幼态的习惯都被我保留了下来，所以我不太有年龄感。可能外界的目光希望把你挤压进各种他们所规定的生活步骤里，但我一直是个不受社会规定所限制的人，因为我有一个更难的路要走。”如果有所谓的“三年、五年计划”， 那也会是围绕在她个人的写作和工作上，“它们可以融入我的计划，我还可以实现自己种种的可能性。”
在东京独居了一年的蒋方舟，开始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觉得孤独地生活一辈子也不是坏事。她记录下了一个人要成为自己应该要成为的样子所付出艰辛：从最开始的疲惫，到结束后变成了自己更应该成为的样子。“在异国生活，这种体验特别不在于它是完全孤独的，它其实是一种远距离的观察。我觉得我终于变成了一个青年，一个对自己写作变得如此笃定、如此明确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