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明站在祖宅前，回忆童年时的梧桐山村。
梧桐山村虽然离深圳水库不远，但饮用的水源主要来自泰山涧溪水汇聚而成的横沥水库，每逢枯水期，居民常遭遇停水。
开栏的话
1842年之前，她俩曾经有个共同的名字，叫新安。那是明朝万历元年，深圳和香港从东莞县分离单独设县建制。再往前，深港行政建制关系史，最早要从秦朝的南海郡开始眺望。
近代风云波荡，内河却成界河，中英街第四号界碑旁的那棵老榕树，根在内地，叶覆香港。深港两地，同脉同根，两地间一次次的回眸定睛，一番番的亮相对唱，明场暗场间，屡屡在历史皱褶里缔造着传奇辉煌。1942年，两地抗日英豪活跃在从香港到白石龙的秘密交通线上，从沦陷的香港孤岛营救出数百文化名家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到抗日大后方；1997年7月1日凌晨，20万深圳市民通宵达旦冒雨欢送驻港部队，大雨滂沱中，香港市民同样冒着雨欢迎驻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深港走近的脚步更加铿锵；2004年6月17日，深圳市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加强深港合作备忘录，深港两地政府在粤港合作的框架内，首次正式建立起政府间的沟通合作机制，确定深港合作的大原则大方向；2012年，在深圳经济特区32岁生日当天，“前海”横空出世，国务院明确批复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打造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建设深港人才特区，在深港两地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合作试点辟土开疆……
一水三湾难相隔，千百年情难忘。时至今日，香港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深港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两地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我们想，我们的双城故事，就从流淌在梧桐山下的一项“使命”，以及梧桐山脚这群淳朴的村民们开始，娓娓而谈——
原标题：
“水脉”相连
1964年，为解决香港缺水问题，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动工
梧桐山原村民几乎都参与了深圳水库的建设
半个世纪，梧桐山脚“村民”对供港水源的守护从未停歇
深圳新闻网讯 “以前没有机械设备，都是通过人工‘一斗一斗’地建设。”80后的深圳人李蔚明，难以想象昔日爷爷头戴草帽，肩挑扁担，打着赤膊在梧桐山脚的泥泞工地上，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来回搬运泥土和板砖的画面。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梧桐山村民为建设深圳水库开启的一场“生命之水”守护战。除了李蔚明的爷爷，在那个时候，生活在梧桐山的所有原村民几乎都参与了深圳水库的建设。
“生命之水”是香港人对深圳水库的亲切比喻。1964年，为解决香港缺水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兴建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动工，深圳水库作为工程的最后一站，担负起储存和净化水源的使命。1965年3月起，0.68亿立方米的东江水倒流83公里进入深圳水库，年年持续不断地流向香港的千家万户。
如今，时间的钟摆走过半个世纪，东江水仍在自北向南奔腾不息，而梧桐山村民对“生命之水”的守护也从未停歇。
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和梧桐山村宛如“世外桃源”。
限时供水
香港人的心酸往事
36岁的李蔚明对香港“制水”（即限时供水）的故事并不陌生——1981年出生在梧桐山村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山里生活，每每经过山脚的深圳水库，长辈总会不经意地提起那段曾被香港人唱成歌曲的缺水日子。
“又制水真正受气，又制水的确系无谓，又制水今晚点冲凉，成晚要干煎真撞鬼……”香港歌手许冠杰的一首《制水歌》，描述的正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制水日子时香港市民的心酸。
据记载，开埠初期的香港，主要水源来自山涧水、雨水等天然淡水的收集，一旦遇上少雨旱季，水荒必至。1895年，香港就因为供水受限实施了第一次全港性制水。1963年，香港遭遇严重大旱，在水荒笼罩之下，政府不得不实施制水。
经历过这段制水日子的香港市民黎文卓曾撰文忆述，当时每天供水4小时，后来旱情愈发严重，制水力度也愈发加大，最恶劣时候，只能每4天才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时，“一到供水那刻，所有水喉‘哗’一声同时打开，由于整幢楼宇各层水喉同步开启，令到较高层住户水压不够，水抽不上来，于是唯有向下面楼层呼叫‘楼下闩水喉！’。”制水期间，香港街头总会排起蜿蜒长队，轮候打水的人们挑着挂有铁罐、油桶、水瓶等盛水器皿的扁担，顶着烈日一站就是几小时，有时候，街坊邻居还会因为排队次序、争水等原因发生口角争执甚至大打出手。
“水源珍贵，每一滴水都尽量物尽其用，洗脸水用来洗脚，洗脚水用来洗地，洗完菜的水用来淋花，洗完衣服的水用来冲厕所……”在黎文卓眼中，等待水供应，排队轮水，节约用水，成为上世纪60年代香港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引水香港
东江水“倒流”83公里
其实，早在东深供水工程之前，深圳与香港早已因水“结缘”。
香港从广东输入原水的历史可追溯到1960年，“以大约每3.78立方米0.1元人民币的价格，每年供水50亿加仑(约合2270万立方米)”。
1961年2月1日，深圳水库开始对港供水。只是，对于当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香港而言，仅凭深圳水库的供水力度难以克服“水荒”，直至东深供水工程启动，才让缺水问题有所缓和——1963年12月，党中央接到香港同胞对供水的求助，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中央财政拨款3800万元，修筑东深供水工程，并于次年正式动工。
要把东江水引至香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纪录片《东江之水越山来》记载，从东江口到深圳水库全长83公里，根据建设方案，须在东江河口开挖河道，把水引到桥头，再经人工渠道把水引到司马，然后又经渠道到达旗岭，从旗岭开始，东江水就沿石马河倒流到雁田水库，再由雁田水库开挖人工渠道把水送到深圳水库，输往香港。
由于雁田水一向是经过石马河由南向北流入东江，为了让河水倒流，该工程需要在沿线修建8个抽水站、6个拦河大坝，把东江水逐级提升送回雁田水库。而作为工程的最后一站，深圳水库担负着对香港、深圳供水，并起到净化水质、拦洪削峰的作用。为了迎接东江水，深圳水库堤坝急需加高、加固。当时，生活在梧桐山的所有村民在生产大队的带领下几乎都参与了深圳水库的建设。没有机械设备，就用人工“一斗一斗”地建设。
经过11个月奋战，“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这一英雄豪迈的建设口号变成了现实。1965年3月，东深供水工程首期工程建成，东江水倒流83公里进入深圳水库，再经过3.5公里长的输水涵管流向香港，年供水能力达到0.68亿立方米。曾经为水发愁的香港市民终于在这一刻享受到了“扭开水喉，食水便会源源不绝流出来”的幸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香港、深圳、东莞等地的用水需求，这一工程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建，年供水能力达17.43亿立方米。
1981年后，香港也再没有实施过制水了。晶报记者从香港水务署了解到，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东江每年对港供水量占全港用水总需求量的七至八成。
深圳水库是对港供水的重要一环。
保护水源
梧桐山脚“落伍”的村落
读小学之前，李蔚明一直跟随爷爷奶奶住在梧桐山下的一间老瓦房中。老瓦房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李蔚明父亲兄弟5人，也曾随祖辈一起挤在这间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屋中生活。
如今，老瓦房由于位处水源保护区内常年失修，已成为无人问津的危房。前些日子，李蔚明领着晶报记者沿着蜿蜒山路而上，穿过林荫小道，重新回到这间装满童年记忆的老瓦房。坐落在梧桐山的静谧一角，李蔚明家的老瓦房满是被时间尘封的痕迹：白色的墙壁起皮脱落，露出黄色的土砖；木门上灰尘满布，门锁也已锈迹斑斑……“以前这里还有一条水沟，往下走几步路就能看到一片茫茫的田地。”站在老瓦房前，李蔚明指着门前的空地回忆说。
在实用面积为2.1平方公里的梧桐山村土地上，还有200多间历史悠久的老瓦房，绝大多数都像李蔚明的祖宅一样为守护“生命之水”而失修荒废，而许多农田耕地，也出于对水源的保护而停止使用。
根据东深供水工程沿线社队于1995年递交给市政府的一份请示材料显示，东深供水工程沿线曾有黄贝岭村、水库新村、梧桐山村等10多个社队，它们都为守护供港水源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牺牲”。其中，水库新村建水库前在库区内有6个自然村，建水库后全部搬迁，搬迁人口800人，合并成现在的水库新村，90%的耕地被水库蓄水淹浸，只好从附近村划地为生；大望行政村在建水库前有8个自然村，建水库后于1959年搬迁3个自然村，1965年又搬迁2个自然村，搬迁人口750多人，淹浸耕地2300亩。
鲜为人知的是，梧桐山村距离深圳水库虽然不远，但生活在这里的原村民却一直是“看天吃水”。梧桐山村片区处在深圳水库边上，属于水源保护区，是控制和限制发展地区，1998年和1999年，同富裕工程建设横沥口水库和梧桐山水厂时，梧桐山片区只有700人，这样的规模，水库和水厂的供给已是很宽裕了，但后来随着人口急剧增加，超出了原来的规划，导致用水量大增，缺水问题也因此出现。
“其实不只是香港没水喝，我们至今也有没水喝的时候。”李蔚明的挚友、在梧桐山村生活了40余年的冼先生说，梧桐山村饮用的水源，主要来自泰山涧溪水汇聚而成的横沥水库。每逢枯水期，这里的居民户也常会遭遇停水。“有时候晚上回到家停水没法洗澡，就只能干洗了。” 不过在政府部门的重视下，问题很快也将得到解决。
“血脉”相连
延续三代人的护水使命
“爷爷那一辈都是非常淳朴的农民，即使要他们让出房屋和耕地来修建水库、守护水源，他们也没有怨言。”李蔚明时常回忆起，儿时与爷爷奶奶一同住在梧桐山下的日子。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梧桐山村还未修建能通往特区的公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众多梧桐山村民的生存方式。
“在梧桐山西面，当时我们村有自己的茶园和果园，我还陪奶奶上山采过茶，也跟爷爷上山摘过桔子。”奶奶精湛的炒茶手艺令李蔚明印象深刻。年幼的李蔚明喜欢围在锅炉旁，看着奶奶把新鲜采摘的茶叶倒入柴火烘热的生铁锅中，挽起袖子，伸手进锅不断翻炒，直至茶叶干透。“那时候，梧桐山的茶叶是最出名的，不过现在都失传了。”提起奶奶的炒茶手艺，李蔚明的嘴角挂着自豪的微笑。
在李蔚明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城市的建设发展大步向前，但位处深圳水库边上的梧桐山村片区属于水源保护区，制约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大多村民仍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务农生活。“2016年，梧桐山村股份公司的一年收入为1300万元左右，村民人均分红一年约为1万多元。”如今已是罗湖区人大代表的李蔚明表示，出于对供港水源的保护，梧桐山原村民的人均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位处水源保护区的还有梧桐山村附近的大望片区。据大望村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从1958年建水库，到1965年扩建水库，再到1995年划定水源保护区，大望村经历了三次搬迁。受水源保护区、风景区和生态控制线政策的制约，大望村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1993年底，深圳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大望村的集体工业厂房迁出，实行异地发展。就在此时，深圳白马服装市场兴起，许多来自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制衣人士逐步进驻大望村租房加工服装。从1993年到2006年，在大望村生存了13年时间的家庭式制衣作坊已发展到1300多家。
“那时候，布料一进大望桥，再出去就是一件衣服。”大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先生告诉晶报记者，在当时，作为大望村“支柱产业”的制衣作坊发展初具规模，一块布料从进村到成衣运往东门，前后仅需3个小时，“当时东门的白马服装市场都是大望提供的衣服，那时候很厉害的，配套设备一应俱全。”
但是，制衣作坊所产生的废气、染料、棉絮等物质极易给水质、空气造成污染，甚至有可能对村民守护多年的深圳水库造成影响。2007年，大望村响应政府整治制衣作坊的号召，不到两个月时间集中清理了近九成制衣作坊。
“当时大望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出租房屋给这些制衣小作坊，所以每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何先生坦言，制衣作坊的集体搬迁，不仅使得大望村村民的租金收入缺了着落，房屋也因作坊长期占用受到破坏损失而缺乏维修，更有甚者，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设施，也因大望村人员的流失而陆续撤离，“当年，为了留住唯一一家大型超市，股份公司不得不免去它一年的租金。”
即便如此，不管对于梧桐山原村民还是大望原村民，没有什么比维护生态环境，让深港两地人民喝上“生命之水”来得更加重要。制衣作坊搬迁后，如今的大望村回归恬静怡然氛围。在这里，不仅青山绿水萦绕，一片田园风光，凝聚着创意与想象力的文化气息也正随着艺术小镇的兴建而愈发浓郁。
“不管梧桐山如何变化，这里都是我的家、我的根，还有着我们祖祖辈辈延续传承的使命。”在李蔚明眼中，深圳水库犹如“血脉”一般，连接着深圳、香港两座城市，虽然流水清冷，但承载的亲情，却永远温暖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