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琳几乎没有留过长头发，这么一个单薄、个子又小的女孩子，打小“想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女性特征”。她认为女性一直被看作弱势群体，女性特征越强，短时间内可以得到所谓的“照顾”和好处，但长远来看，失去更多。
比起出国留学前，杨琳脸色更黄，身体更差，也更穷了。一部名叫《东西》的纪录片正在日夜消磨着她，她为了这部片子不断地找人找钱，有时候似乎陷入绝境，但是撑一段时间又神奇地化险为夷。
25岁的她，对工作对婚姻不感兴趣，却与“探索世界”杠上了。
她大三退学，然后花两年的时间，挣学费，考雅思，申学校，游历欧洲和中国，见证从新生儿到垂垂老矣的不同生命阶段，发生的故事。记录、呈现当下欧洲和中国人鲜活的生活。文/蔡婷燕编辑/刘萍
我有乙肝，请勿靠近
青春期的孩子总喜欢把自己标识得特立独行，以显示个性，满足自身需要的关注度。
杨琳那会还远没到青春期。
由于父亲的工作原因，她的小学总在转学中度过。新的环境新的面孔，加上天生自带的一些孤僻，同学并不喜欢跟她玩。
那时候小学体检，“乙肝”是很多人的秘密，一旦收获了这种秘密，就意味着其他同学必须远离。
为了让其他同学更加远离自己，本来就没什么朋友的杨琳在自己座位背后贴了八个大字：“我有乙肝，请勿靠近”。
童年的牛和落下的夕阳
杨琳小时候喜欢自告奋勇帮村里老人放牛。
牛在远处默默吃草，她就默默地看。
没人跟她玩的终日，她也并不期待有玩伴。后来在她26岁的一个深夜，她承认自己并不是高智商的人，有人表扬她7000字文章中有一句话写得感人就“爽得要死”，有人说了一句她想听的话，就对着屏幕掉眼泪。
即便孤独患者也需要同类。
六七岁的小杨琳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不停掉眼泪。
离群的，孤独的，渴望又拒绝陪伴的，是天生的。
童年的经历或者天性，给杨琳的未来人生铺下大片的深灰底色，这种底色穿过二十年的光阴，投射到当下，并没有区别。
在她广州自己租来的家，家具非灰即白，没有多余线条和图案，更没有多余的其他颜色。朋友笑她走的是“性冷淡风”，她顺势就把这个标签接下。
像是对过往和天性的报复，大学后的杨琳极其热爱社交。校园时代她热衷在书友会分享自己的见解，留学回来后住在广州的一个古村里，她自嘲是“远近闻名的社交名媛”。
这当然太夸张，但她经常跟来路不一的朋友喝成一片，她说的笑话，甚至跟其性格不相匹配的荤段子，都是她为自己融入集体做出的努力。
跑过了拖拉机
杨琳几乎没有留过长头发，这么一个单薄、个子又小的女孩子，打小“想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女性特征”。她认为女性一直被看作弱势群体，女性特征越强，短时间内可以得到所谓的“照顾”和好处，但长远来看，失去更多。
失去什么？——“平等的人格、智商的优势。”一股由内而发的倔强劲从未离开过杨琳，她觉得环境教唆女人自动放弃了自己。
小学二年级，大年初二刚吃过早饭，小杨琳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原本是个“弃婴”——母亲已经生了三个女儿，家人期盼着一个儿子到来，却迎来了她。小杨琳运气很好，善良的父亲留下了她，让她没有成为那个年代无数的弃婴中的一个。
乡下大路铺满黄土，伤心的杨琳冲出家门没命地往前跑。她脑子一片空白，没命地跑。路上她跑过了耕牛，自行车，还有一辆突突突的拖拉机。
这个孤单的小姑娘，被一个善念留在了世界，这么能跑。
到法国去
“自我记事以来，我的梦想就是要去法国。那里是天堂，那里有杜拉斯，那里是自由的发源地，那里是浪漫的代名词，那里是梦想的归属地。”
在国内上到大三，杨琳退了学。
在往后的两年，杨琳辗转火车站、大大小小的项目和医院。
赚钱，补课考雅思，赚钱，再考雅思，再赚钱，赴法留学。为了赚钱，她可以一天辗转三个城市，她可以在出差途中痛晕被120直接拉走，她也可以连天不睡、一上车就迅速补眠的技能。吃得咸鱼顶得渴。
终于到了梦想的法国，可是法国似乎不让做梦。
初到法国，杨琳无法租到法国房东的房子，只好住进中国房东改造的车库里；购物时，被要求出示护照；因为是中国人，她被禁进入药妆店；ISIS血洗查理周刊，杨琳成了300万游行者的一员；广场上的流浪汉每晚喝着啤酒入睡；深夜的大麻味从街上飘到她房间；夏天到了，工人罢工了地铁瘫痪了；劳动法修改了，学生们拒绝上课拒绝考试搬桌椅围堵学校；游行越来越激烈，白天的催泪弹让人无法呼吸，夜晚的直升机让杨琳不敢入睡。
同样不会回答的，还有“中国怎样”的问题。
在一次国际谈判课上，杨琳直接打断了教授对中国谈判方式的解读：“先生，中国早就不再是您所说的那样。”这位美国教授从讲台走到杨琳的座位旁，饶有兴致，眼神里带有七分好奇三分挑衅，问道：“那么，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我年轻的小姐？”
杨琳败下阵来，她也不知道。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25岁的杨琳东拼西凑10万块，扛着一堆器材，走到了欧洲大街上，问他们：“欧洲到底是什么样子？”
太阳神广场凌晨的哭声
“凌晨6点的马德里。转秋了，向空气中呼气却吹出白雾了。年轻的人儿还在街上游荡，男人身旁有女人，女孩身旁有朋友，流浪汉脚边是啤酒和狗。我蹲在地上，陪着我的全部家当。却看到行李箱的车轮从我面前碾过。他们要坐上回家的列车了吧，他迫不及待地要洗热水澡了吧，一到家，妈妈却接过行李，催他说，把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吃了吧。而太阳神广场拐角处，没有干净温暖衣服的小女孩，因为回不去巴黎，呜呜地哭了吧。”
2016年9月15日，杨琳还在拍“欧洲怎样”的纪录片。
为了省下250欧的火车票，杨琳决定从马德里拼车回巴黎。但是这辆凌晨六点的车放了她飞机，拖着一堆摄影器材的姑娘害怕酒醉的汉子抢走她纪录片的设备，瑟瑟发抖蹲在太阳神广场角落哭，苦等到天亮。
“日子过得太苦了，苦得根本舍不得失败。”
跑了12个城市，见了形色各异的人，听了许多的故事，欧洲到底还是拍完，杨琳回国了。
不期而遇的失眠，无法解脱的赴死冲动，似乎是这个世界赠予天才的另一份礼物。
同年12月11日，她向朋友倾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往下拉，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向下坠落，越往下，身体越轻。我没什么好活的了，我的生命空空的。我对这个意识感到害怕，我却无能为力。我睡不着，眼睁睁到天亮。”
中国的拍摄部分迟迟没有进展，杨琳觉得自己就要患上抑郁症。
最近感觉超对
“三天后给你看一篇超牛逼的推文，最近感觉超对。”杨琳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四川大凉山，2017年3月27日，午夜1点23分。结束了留守儿童和代课老师一天的拍摄，她准备思路，在朋友圈更新拍摄进度，撰写微信推文。
回国后她依旧没有规律的作息，身体状况一塌糊涂。长时间拖着没有处理的下颚神经紊乱综合症让她开心时不能张大嘴笑，吃饭只能小口进食。每次天气变冷，下颚骨头咯咯作响。
“朋友都说我装淑女，吃饭那么小口”，杨琳还是在笑，“但是我真的张不开嘴，治疗时间太长，而且根本不能痊愈，只能缓解”。
在她感觉还没那么对的时候，今年3月18日，她推送了第一篇关于纪录片的微信文章。
这篇阅读量为一万五千多的文章，收到838人的打赏，差不多18个读者里就有1个人为她掏腰包。这对其他微信公众号作者而言，无疑是令人嫉妒的成绩单。
3月21日，她再次推送一篇关于纪录片导演的文章，阅读量只超过一万一，但是打赏人数达867人。
这是一种天赋。
杨琳写自己的故事，节奏舒缓，楚楚动人，但又韧性爆棚，充满触人心弦的场景细节，既满足读者窥视欲，又激起他们的怜惜感。
这是一种发现世界、把控人心的天赋。当然大部分时候杨琳体验不到自己的这种天赋，她自己为这些故事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命力，并感动得不能自已。
“我的世界观形成是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当看清那么多所谓的现实，还要保持不麻木，看到人间冷暖，心头还是隐隐作疼；理性上升的同时，感性还没有被这险恶的世界所吞噬，我觉得这是最坚强的人。”杨琳说，“我的劣根性，是过不了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这世界，有人愿意时刻都跟生活肉搏。
杨琳喜欢随时在家摆上一束白色的小雏菊，在大片深灰色的空间里，在一缕阳光里。
弱小，柔软，纯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