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神广场凌晨的哭声
“凌晨6点的马德里。转秋了，向空气中呼气却吹出白雾了。年轻的人儿还在街上游荡，男人身旁有女人，女孩身旁有朋友，流浪汉脚边是啤酒和狗。我蹲在地上，陪着我的全部家当。却看到行李箱的车轮从我面前碾过。他们要坐上回家的列车了吧，他迫不及待地要洗热水澡了吧，一到家，妈妈却接过行李，催他说，把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吃了吧。而太阳神广场拐角处，没有干净温暖衣服的小女孩，因为回不去巴黎，呜呜地哭了吧。”
2016年9月15日，杨琳还在拍“欧洲怎样”的纪录片。
为了省下250欧的火车票，杨琳决定从马德里拼车回巴黎。但是这辆凌晨六点的车放了她飞机，拖着一堆摄影器材的姑娘害怕酒醉的汉子抢走她纪录片的设备，瑟瑟发抖蹲在太阳神广场角落哭，苦等到天亮。
“日子过得太苦了，苦得根本舍不得失败。”
跑了12个城市，见了形色各异的人，听了许多的故事，欧洲到底还是拍完，杨琳回国了。
不期而遇的失眠，无法解脱的赴死冲动，似乎是这个世界赠予天才的另一份礼物。
同年12月11日，她向朋友倾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往下拉，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向下坠落，越往下，身体越轻。我没什么好活的了，我的生命空空的。我对这个意识感到害怕，我却无能为力。我睡不着，眼睁睁到天亮。”
中国的拍摄部分迟迟没有进展，杨琳觉得自己就要患上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