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湾左炮台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赤湾地区的贸易体制也不断完善，历代朝廷对海洋贸易的管理体制都在珠江口先行先试，使珠江与南海贸易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外贸体制的基本形成发生在唐代，这一时期，唐朝政府在广州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人官……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南汉国设置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押蕃使”等官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北宋熙宁九年诏诸舶皆隶于广州舶司，并在熙宁中改市舶法，各地卖海外者往复必诣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调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外贸体制中的地位。元丰《广州市舶条》又颁行闽、浙，成为全国性贸易法规。这一时期从唐代创立的市舶使（院）制，宋元时期推广到东南各港，宋市舶贸易虽以广州为重，但屯门作为广州外港，中国外贸制度得以在此先行先试。

明初，实行朝贡体制（勘合贸易），南海诸国朝贡主要通道在广东，不许民间进行商舶贸易，严禁私自出海“通番”。明中期开始，由于殖民者进入，中国外贸体制的重大变革首先在珠江三角洲展开。葡萄牙人在明中期率先进入广东屯门海域，叩关求市。这一时期商舶贸易迅猛发展，明代规模小且诸多限制的朝贡贸易体制受到强烈冲击，东南沿海各省的贸易制度逐步调整转型 。以广州、屯门为代表，制度先行先试，在广东特别是珠江口首先实行这一转型被统称为“广中事例”。开始时，屯门海域的南头形成了 “南头体制”（“屯门体制”），构成广州——南头两种体制并存格局。广州城内要持有明政府朝贡贸易使的勘合即许可证，才能进行贡舶贸易（市舶贸易），没有勘合的，也即非朝贡的商舶贸易则可在南头进行，这已得到地方官府默许并公开实施。南头税制形成的抽分方式为地方官府带来了巨额财富。这种权宜性的贸易规则使得澳门开埠后，中葡贸易通过“澳票制”便转化为澳门与广州间的贸易 ，并得到了朝廷同意，由此上升为“广中事例”的组成部分。以税收征管为中心，以开拓财源为目的的广东商舶贸易管理体制，与一年两次的广州“交易会”共同构成了“广中事例”，从而为中国建立了一套适应于贸易转型的管理体制。“广中事例”这一海外贸易体制在清前期得到不同程度地保留，并在乾隆广州一口通商后迅速发展，特别是对后来的粤澳贸易和粤港贸易体制发展以及设立十三行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各朝外贸体制改良或改革总是在珠江口先行先试，然后推广至其他口岸、其中明代后期南头（屯门）就是先行先试的实践地。南头形成的“南头体制”随后发展到中葡贸易“澳票制”，最后上升为中央默许的“广中事例”等这一系列外贸体制的变革，为中国海外贸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编辑：董非